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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钧:爱国奉献显情怀
发表时间: 2021-04-1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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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永钧(1935—2015),泰国归侨,祖籍广东潮州。1935 年生于泰国曼谷一个富有的华侨世家。祖母是泰国人,家传四世至沈永钧,有一个姐姐。少年时代,因泰国政府排斥华人,不允许学校开设中文课,沈永钧只能偷偷摸摸地到私人家里学习中文。1945 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曼谷的潮州商人经过与当局的激烈斗争,泰国政府开始允许在学校开设中文课程,一天只能上一两节中文课。当时,学校里有泰人校长和华人校长,也有许多进步的老师,都很关心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1949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沈永钧从《全民报》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的消息,很受鼓舞。长期以来,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华侨很受压抑,看到中共领导的军队节节胜利,都认为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是中国希望所在。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泰国,在华侨中引起轰动,很多人想回国看看。沈永钧刚就读中学,校内的华侨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讲一些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情况,引起了一股侨生回国潮。沈永钧也萌生了回国想法。一天,年仅 14 岁的沈永钧向父母提出要回中国,父母以他是家中的“独子”,走后家业无人继承为由,不答应。但是沈永钧回国的决心很大。1949年底,沈永钧在老师的鼓励下,拿了家里的钱,偷偷离家躲了起来,寻找和等待回国的时机。父母不见沈永钧的身影,先到华文学校向老师要人,声称要登报寻人。老师迫于压力,说服了沈永钧先回家等待。无奈,沈永钧只好回家,第一次“回国行动”结束。沈永钧虽然第一次回国未果,但他回国的信念非常强烈。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泰国政府掀起反共排华浪潮,华侨处境艰难。当年12月,家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同意沈永钧回国念书,也能逃避泰国兵役;于是商定送沈永钧回国读初中,毕业后再回泰国。12月初的一天,全家人到码头为他送行。沈永钧怀揣着报效祖国的梦想,踏上了回国的航程。船驶出暹罗湾就与泰国的军舰相撞,被扣留,一星期后才放行。当年,台湾海峡被封锁,“贵阳轮”在海上走了十多天,绕道香港湾抵达汕头港。学生们在船上还进行爱国宣传,组织募捐,同胞们踊跃捐款捐物,沈永钧把从家里带出来的手表都捐了。船靠岸后,学生们把这些钱物交给有关部门,支援抗美援朝。

 1950 年底沈永钧回国后,被安排到汕头市华侨中学学习。1951年3月,他报名参加在广州办的培养侨务干部学习班。结业后被选送到广州南方革命大学学习。当时,南方革命大学规模很大,校长叶剑英,副校长罗明、陈唯实。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配发制服和枪;学生们训练三个月左右,年龄大些的被分配到金融系统、地方政府机构和部队。沈永钧因年龄较小,转送到了青岛的海军军事学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沈永钧到军校报到后,被分配到团岛水上机场海军轮训大队。海校初创,只有一些简单设备,由起义的原国民政府海军人员担任老师,教授理论和技术。沈永钧被编到航海班,学习驾驶,当舵手,制定航行计划。航海的专业技术性很强,沈永钧的文化基础有限,但他不畏困难,虚心求教,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全都高中几何课程,1952 年底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后被分配上舰工作。所谓“军舰”大都是木质渔船,海军官兵在木船上架上几挺机枪,进行海上训练。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国第七舰队的舰船经常在中国沿海出没。海军天天都处于战备状态,日日夜夜在渤海胶州湾漫长的海岸线上巡逻。一天傍晚,美军军舰放下一条小舢板,送几名特务上岸侦察。沈永钧奉命随队执行搜索任务,他和战友沿海边一块一块岩石、一片一片草丛搜捕半夜,击毙和俘虏敌特数名,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1953 年,沈永钧等被派到江南造船厂当军代表,督造一批新型的炮艇、扫雷艇。半年后,船下水,交付海军部队服役。从此,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炮艇。沈永钧因在部队成绩显著,多次立功受奖,被海军授予“技术能手”称号。历任炮艇舵手、航海长。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 沈永钧因归侨有“海外关系”, 政治审查南方大学学习证书不合格,转业地方,分配到化工部建设的太原化工区工作。从此,他结束了八年的军旅生涯。

 22 岁沈永钧转业地方工作后,先到东北制药总厂接受培训。他在东北与陈静寰相识恋爱,后来陈静寰也来到山西。培训结束后,沈永钧被留在机关政治部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秘书、党委宣传部理论教员、职工大学副校长兼书记、厂工会副主席。20世纪60年代初,沈永钧多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但都因他有“海外关系”未能如愿。直到1965年党组织再次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因他父母都在泰国,家庭背景无法调查。党委的同志,甚至保卫科的同志都为他担保,说他少年爱国,毅然放弃优越生活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十多年,政治上可靠。沈永钧终于在 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让他一生感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归侨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当时,沈永钧担任山西太原制药厂工会副主席。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全厂几千职工,为什么非要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当领导?但是没有人响应,不了了之。后来,化工区的“造反派”搞武斗,沈永钧概不参加。一次,化工区的归侨“造反派”把监禁了两年的省侨联主席刘琪接出来批斗,在他送回去的时候,沈永钧等偷偷地把刘琪保护了起来。之后,沈永钧就和刘琪躲在一起,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琪恢复山西省侨联主席职务,兼任省外办副主任。侨办、侨联“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为了加强侨联、侨办工作,沈永钧被调到侨联工作。1978 年,沈永钧调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1979 年,任山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当时,全国都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沈永钧上任后,在省外办、侨办的帮助下,上下奔波,为全省蒙冤受屈的侨界群众纠正冤假错案。他参与的第一个归侨案子发生在 60 年代,当时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公安部门把沿海地区关押的一批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转移到山西煤矿劳改。国务院侨办落实侨务政策,要给他们平反。沈永钧等配合国务院侨办,经过反复查证,给几十名没问题的侨胞落实了政策,重新作了妥善安置。给归侨平反冤假错案,难度很大。“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归侨很多,沈永钧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平反。他和侨联的人员合署办公,反复调查核实各种案情;在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用了两三年时间把山西的侨胞们彻底平了反。山西归侨的冤假错案平反后上访率很低,受到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的一致好评。

 80 年代初,中苏、中蒙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大批旅蒙华侨被迫回国,分配到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省。国务院侨办在大同专门设了一个华侨接待站,负责安置分配到山西的归侨和接待分配外省途经山西的归侨。这样,山西的接待和安置任务很重,工作难度大。于是,沈永钧带领会计、司机五六个人不分昼夜,协助国务院侨办的同事安排回国侨胞们的食宿。对分配山西的 700 多名蒙侨,省侨联做到安置到山西就有工作、有房子住、小孩有学上;房子里有家具,做饭有油盐酱醋。山西出色的安置工作受到国务院侨办的高度评价。

 1986 年,沈永钧担任山西省侨联常务副主席。经过拨乱反正和平反侨胞的冤假错案,他深深感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党的侨务方针、政策被严重扭曲,使广大侨胞受到迫害。后来,他不论在统战干部会上、外事会议上,还是去部队、学校,一有机会就宣传侨务方针、政策,特别是到归侨所在的单位去宣传侨务政策。同时,他也被许多受了很多的磨难和委屈的归侨默默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在走访和调查中,沈永钧也发现在抗日战争初期和新中国成立初的两次华侨归国大潮中,在山西涌现出了一大批舍家回国的抗日英雄,如抗日民族女英雄归侨李林、新加坡归侨新闻记者仓夷、南洋机工队员蔡明训、被朱德总司令称作“洋小鬼”的太行兵工谢宾元等;还有到过延安的老干部刘琪、兰克良等。他们有些在战争年代壮烈殉国,有些一直坚持到祖国的建设时期,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奉献。沈永钧就组织省侨联开始点点滴滴地收集和整理他们的资料。

 1979 年底,沈永钧带着一批蒙古归侨到平鲁进行爱国主义革命教育。县领导跟沈永钧说:“我们想在革命烈士公墓内给李林塑铜像,但是力量不足,请求你帮忙。”沈永钧欣然答应。回到省里以后,沈永钧马上找到在山西大学当雕塑专业教师的女婿,让他帮忙给李林塑像。后来,在省外宣会议上,沈永钧又提议组织纪念抗战女英雄李林殉难 40 周年活动,扩大海内外宣传。沈永钧得到中国侨联大力支持,即刻组织力量筹办,又请薄一波、康克清两位中央领导题了词。1980 年初,在中共山西省委和全国侨联的支持下,李林 殉 难 40 周 年 纪 念活动在平鲁县如期举行。中央和地方有关领导和众多媒体都来参加,规模很大。中央电台、《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宣传遍及海内外。这是山西省对侨胞爱国奉献事沈永钧在学习迹的第一次大力度宣传。李林烈士生前战友临走时对沈永钧说:“李林应该有这一天,我们感谢山西省侨联办了一件大好事。”

 80 年代初,沈永钧接待了一个泰国潮州会馆访问团。当时正值越南势力扩张到泰国边境,泰国华侨很紧张,就组织了一个潮州侨团到国内来,想探听中国对越南扩展的态度。沈永钧也是潮州人,又是泰国华侨,跟他们无所不谈。他们跟沈永钧说,他们是来摸底的,要是中国牵制不住越南,他们就往香港跑。沈永钧知道华侨此时的急迫心情后,就打报告到省里,在省电影公司安排了反映中国抗击越南、进行反击战的资料专题片专场。他们看到中国有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坚决制止越南扩张没问题,心里踏实了。沈永钧的努力工作,得到组织上的肯定,省委授予沈永钧“山西省对外宣传先进个人”称号。

 1986 年起,他历任两届省侨联常务副主席,一届中国侨联常委,一直工作到 1997 年。

 沈永钧自 14 岁回国后,因国内政治运动有两段时间跟泰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时间长达 15 年,这给他家人带来了极大的忧虑和伤害。他母亲在弥留之际叫了他的名字三天三夜。“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外传说沈永钧被打死,他的父亲始终坚信沈永钧还活着,不停地往国内写信寻找。后来,沈永钧父亲的信被转到厂里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沈永钧跟家里取得了联系,他父亲非常高兴。当时,中国与泰国尚未建交,华侨不能自由回国。直到1974 年底,沈永钧的父亲到了香港,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办了另纸签证(在护照上不留痕迹,以便安全返回泰国)到大陆观光、探亲。与此同时,组织上也安排沈永钧全家公费到广州华侨大厦与父亲见面。在华侨大厦门口,一家人见了面,骨肉离别 25 年,百感交集,激动不已。他父亲看见沈永钧已成了家,有了孩子,非常高兴。1975 年7月中泰建交后,沈永钧的父亲叫他回泰国探亲,他因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去成。

 1976 年,沈永钧的儿子出生了。他父亲特别高兴,即刻启程回来看孙子,还一定要到山西太原看看沈永钧生活的地方。当时山西还没有开放,来山西要申请,沈永钧立即向公安局提出申请,结果未获批准。沈永钧在广州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后,老人非常气愤。沈永钧返回到太原以后才知道,在沈永钧申请的那天夜里,他家住地三处发生爆炸。沈永钧明白了是这个原因,但给国外写信也不便和他父亲说。后来,他与姐姐在北京见面,说明了当时没有批准父亲来太原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他父亲的安全,这样才解除了他父亲心中的抱怨。改革开放后,沈永钧父亲参加了潮州的乡亲布施团,回来为家乡捐款办公益事业,建设家乡。这次他父亲跟着团来到太原,见到孙子,圆了抱孙子的愿望,非常高兴。

 1982 年,沈永钧的父亲病重,他提出去赴泰国的探亲申请。刚拿到签证,便电悉父亲去世。他闻讯后偕妻儿,带着沉痛的心情去泰国为父亲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姐姐握着沈永钧的手说,他的父亲准备在沈永钧去泰国后,大摆酒席,请亲戚朋友,一是庆贺全家团圆,二是有意告诉他们孩子健在,没有被打死。沈永钧听后涕泪横流。安葬完父亲后,沈永钧把全部财产都给了姐姐。但是姐姐还是月月给沈永钧汇钱(侨汇券),就像每个月发工资一样。沈永钧曾三次赴泰探亲。

沈永钧 60 岁时本应退休。当时,省侨联只有他一名专职领导,暂时无人接任;他服从组织决定继续留任工作。他还任山西省政协第七届委员,中国侨联第五届常委。   2001 年夏,66 岁的沈永钧退休了。离职前夕,他被授予省直机关“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他从事侨联工作 23 年,从未为个人待遇计较。他退休时说了三条:一是尊重在任领导的工作,不干扰单位的事务;二是尽量不给单位添麻烦,也不要汽车,决不给侨联出难题;三是侨联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尽管说,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